是做一头缓慢受锤的牛，还是特立独行的猪
那些自以为想法很坚定的人，只是还没有被锤过
受锤的牛王小波《黄金时代》
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，正在河边放牛。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。我睡去时，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，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（叶子可能被牛吃了）。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，痛痒难当，我的小和尚直翘翘的指向天空，尺寸空前。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。
我醒来时觉得阳光耀眼，天蓝的吓人，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尘土，好像一层爽身粉。我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勃起，都不及那一次雄浑有力，大概是因为在极荒僻的地方，四野无人。
我爬起来看牛，发现他们都卧在远处的河汊里静静地嚼草。那时节万籁无声，田野上刮着白色的风。河岸上有几对寨子里的牛在斗架，斗的眼珠通红，口角流涎。这种牛阴囊紧缩，阳具直挺。我们的牛不干这种事。任凭别人上门挑衅，我们的牛依然安卧不动。为了防止斗架伤身，影响春耕，我们把它们都阉了。
每次阎牛我都在场。对于一般的公牛，只用刀割去即可。但是对于格外生性者，就需采用锤骟术，也就是割开阴囊，掏出睾丸，一木槌砸个稀烂。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连杀都不用捆。掌锤的队长毫不怀疑这种手术施之于人类也能得到同等效力，每回他都对我们呐喊：你们这些生牛蛋子，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！按他的逻辑，我身上这个通红通红，直不愣登，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。
当然，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。在我看来，这东西无比重要，就如我之存在本身。天色微微向晚，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。下半截沉在黑暗里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。那一天我二十一岁，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。我有好多奢望。我想爱，想吃，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，人一天天老下去，奢望也一天天消失，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。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。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，什么也锤不了我。
作者: 王小波 出版社: 花城出版社副标题: 时代三部曲出版年: 1999
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
插队的时候，我喂过猪、也放过牛。假如没有人来管，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。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，饥则食渴则饮，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；这样一来，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，完全乏善可陈。人来了以后，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：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。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，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：前者的主题是干活，后者的主题是长肉。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，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，除了八个样板戏，也没有什么消遣。有极少数的猪和牛，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。以猪为例，种猪和母猪除了吃，还有别的事可干。就我所见，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。种猪的任务是交配，换言之，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。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（肉猪是阉过的）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，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。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，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。总的来说，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。但它们还是接受了：猪总是猪啊。
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。不光是设置动物，也设置自己。我们知道，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，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，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，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，前者像些斗鸡，后者像些母猪。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，但我以为，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。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？人也好，动物也罢，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。我喂猪时，它已经有四五岁了，从名分上说，它是肉猪，但长得又黑又瘦，两眼炯炯有光。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，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；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，这一点又像是猫——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，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。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，它也是我的宠儿——因为它只对知青好，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，要是别的人，它早就跑了。它是公的，原本该劁掉。不过你去试试看，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，它也能嗅出来，朝你瞪大眼睛，噢噢地吼起来。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，等它吃够了以后，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。其他猪看了嫉妒，一起嚷起来。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，但我和它都不在乎。吃饱了以后，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，或者模仿各种声音。它会学汽车响、拖拉机响，学得都很像；有时整天不见踪影，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。我们这里也有母猪，都关在圈里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，又脏又臭，它对它们不感兴趣；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。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，但我喂猪的时间短，知道得有限，索性就不写了。总而言之，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，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，还说它活得潇洒。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，他们说，这猪不正经。领导则痛恨它，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。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——我尊敬它，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，把它叫做“猪兄”。如前所述，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。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，但没有学会——假如学会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。但这不能怪它。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。
后来，猪兄学会了汽笛叫，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。我们那里有座糖厂，中午要鸣一次汽笛，让工人换班。我们队下地干活时，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。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，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——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。坦白地说，这不能全怪猪兄，它毕竟不是锅炉，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，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。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，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，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——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我不为它担忧——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，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。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，一百人也治不住它。狗也没用：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，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。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，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，手拿五四式手枪；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，手持看青的火枪，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。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：按我和它的交情，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，和它并肩战斗，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——它毕竟是只猪啊；还有一个理由，我不敢对抗领导，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。总之，我在一边看着。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：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，任凭人喊狗咬，不离那条线。这样，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，反之亦然；两头同时开火，两头都会被打死。至于它，因为目标小，多半没事。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，它找到了一个空子，一头撞出去了；跑得潇洒之极。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，它长出了獠牙，还认识我，但已不容我走近了。这种冷淡使我痛心，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。
我已经四十岁了，除了这只猪，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。相反，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，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。因为这个原故，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。
作者: 王小波 出版社: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品方: 华文天下出版年: 200
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也是千万个人的命运圣贤罗素在他的《西方的智慧》一书里曾经引述了这样一句话：一本大书就是一个灾难！王小波说他同意这句话，但他认为，书不管大小，都可以成为灾难，并且是作者和编辑的灾难。
有人说，看他的作品大概就知道他是一个真诚的人。在王小波看来，一棵小草的生长与一匹公马的发情都没有目的性，人生存的许多欲望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。是在那种压抑的人只有窄小生存空间、不允许有任何个人选择的社会中，对个人舒展、张扬的生存方式酣畅淋漓的向往。《红拂夜奔》给人的感觉是：仿佛插秧的半截电线杆直起了腰，并迈开了那两条长腿。王小波在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里怀念的那只像山羊一样跨栏，像猫一样爬上屋顶四处闲逛，会学汽笛叫，拒绝被劁，会去村寨里找好看的母猪，还能冲出人的包围火线的自由自在的猪。在今天，人们似乎仍然无法逃脱“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”的宿命，过着“缓慢受槌”的生活，“一只特立独行的猪”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偶像。
四十一岁的王小波属于大器晚成的类型，虽然他十六岁开始写作，但直到二十八岁才发表第一篇小说《地久天长》。在留美期间，王小波一直没有停止写作，他开始写中篇小说《黄金时代》，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作品，前前后后写了几十遍。这部小说无论在国内行家还是在海外留学生中偶一露面，总会造成排除阅读的局面。国内一位文学编辑阅读后感慨地说：“没想到真正的高手在文坛之外。”
王小波的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：那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有人说，他的小说虽然好看，但是缺少了一个积极的主题，不能激励人们向上。积极向上虽然是为人的准则，但也不能时时刻刻挂在嘴上。王小波的写作态度是写一些作品给读小说的人看，而不是去教诲不良的青年。有很多励志健全、能够辨别善恶的人需要读小说，王小波说他就是为他们而写。至于浑浑噩噩、善恶不明的人需要读点什么，他还没有考虑过。
人都是正常的，生活超出人的想象的那部分是荒诞的，荒诞是生活的强加。换句话说，荒诞是生活的本质。但我更相信一位荒诞派剧作家的话：生活比荒诞的艺术更荒诞。关于那个时代的事情，必须很荒诞，否则就会令人绝望。
“既然不能证明陈清扬不是破鞋，她就乐于成为真正的破鞋。”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，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。在那个丧失了自我意志和个人尊严的年代。“王二”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，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，不但不觉羞耻，还轰轰烈烈地进行到底，对陈规陋习、偏见和体制展开了极其尖锐而又幽默的挑战。王小波的过人之处，在于他用汪洋肆意的手法描写男欢女爱，言说爱情的惊人美丽和势不可挡的力量。他唾弃中国现当代文学那种软弱、感伤和媚俗的虚饰之风，以其尖锐的批判、深刻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，对人世间的苦难和荒谬进行最彻底的反讽。
王小波是在他的创作巅峰期猝然辞世的。他一生都在编织那种飞向自由的翅膀，然而这种自由从来没有来过，即使他小说的主人公也不曾完全拥抱过。他曾经说过，一个人感到思想的贫乏，这个人就要死了。一条小溪没拐弯就流入大海，这条小溪清晰见底。
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——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，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，他回答：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。王小波在《时代三部曲》总序《我为什么要写作？》中说，立志写作在他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反熵过程，即典型的趋害避利。如果硬要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，那就是：“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，我应该做这件事。但是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。所以信不信由你吧。
受锤的牛也好，特立独行的猪也罢，但不要做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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